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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百年第一明君: 朱元璋、连今人都要服气的“洪武救灾体系”

-|分类:历史趣闻|2017-06-03 16:43:13| 古代


任何人无论他是穷人还是富人,无论他是草根还是权贵,都免不了生老病死,遭遇各种天灾人祸。因此,就应该有一种救济制度作为保障,从而将这种危害降到最低,这就是社会保障制度。明朝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是封建社会最好的。这个制度的奠基人就是被许多人痛恨并抹黑的人:朱元璋。


有的人说他是暴君,有的人说他心理变态,其原因就是他大杀功臣。2010年出了一本书,无论在封面还是内容上,都对朱元璋进行了丑化,封面上还给他画了两颗獠牙。然而,朱元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其他不论,仅从救灾体系的建立和救灾来说,朱元璋是整个封建社会做得最好、对老百姓的苦难最关心和最有真情的皇帝。


朱元璋建立了四种粮食储备制度,使灾祸发生时不会因为没有粮食而产生大的饥荒;朱元璋在医疗架构上不但考虑到了上层人物,对于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也极为照顾,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惠民药局并严令各地不能因为没有钱而拒绝给病人看病。


据《中国灾害通史·明代卷》统计,水、旱、虫、震、疫、沙尘、风、雹、雷击、霜、雪、冻害等十二类自然灾害,明朝共发生3952次。其中,水灾、旱灾、地震、瘟疫四类自然灾害最为严重。

千古壮举:救灾政务公开

明代的自然灾害多且重,如果不是朱元璋的狠,如果不是他所建立的救灾体系较为完备和科学,明朝根本不会存在长达277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灾难发生时,朱元璋做了一件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空前绝后的事情:无论灾难发生在何时,皆可报告,即使他正在睡觉。他还经常处罚救灾不力、贪赃枉法的官员。难能可贵的是,他竟然开创了救灾政务公开制。

贾进士巡查

在由南京通往山东的路上,走来了几十人。前面铜锣开道,肃静牌、回避牌牌牌显得威严。原来,新科贾进士奉朱元璋之命巡视各地灾情,此时来到了江苏境内的高邮州。他早就得到了灾情通报,说高邮发生水灾。贾进士正要前往勘查灾情,却不想有人来报,同知刘牧刘大人在前迎候。

贾进士连忙轻敲轿底,轿子落地,贾进士走出轿子。刘牧一见贾进士,连忙拱手相迎:“贾大人好,贾大人好!”

贾进士虽然是皇帝亲派,但毕竟品位不过从七品,而同知乃为从五品。贾进士也忙满脸带笑:“刘大人,岂敢岂敢,岂敢劳烦您的大驾呀!”

二人携手揽腕,一阵畅谈。贾进士说道:“正好,我要前去察看灾情,还望刘大人一同前往呀!”刘牧淡淡一笑:“灾情严重,灾区道路艰难呀!贾大人一路舟车劳顿也该休息一下,不如先到馆驿歇息如何?”

“刘大人好意,但皇命在身不敢倦怠,我们还是先去看看灾情。”“哎,贾大人,灾情情况全在这马前册上哟,拿回去复命即是。”顺着刘大人的手指一看,只见一名衙役手持一册站立在马前。

贾进士见状怒道:“末曾沿丘履亩,先进是册,为何?皇命曰,勘灾必须亲自到场,我怎能不按法度办事!哼!你对得起皇上的辛苦吗?我主万岁,每日里要务繁身,夜夜难眠。即使这样,无论我大明何地何时发生了灾难,无论他在做什么都可以禀报,如此为民为政,你却贪图安逸,是何居心!”

贾进士说完,转身进轿,直奔灾区而去。刘牧见状大惊失色,他连忙叫来一人,对他说道:“你率人立刻去找那些没有被淹的田主们,让他们把已经成熟的庄稼给我全部铲除,然后决堤放水!”“是!”那人领命而去。

朱元璋对于灾害的重视程度,可以说在整个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几百位帝王中无人能比。除了四大仓之外,朱元璋还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疗体系。从为皇家服务的太医院,到为各地诸侯和权贵服务的良医所,以及在洪武三年(1370年)建立的惠民药局,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医疗体系。并规定“各布政使司,各府,首领官,医学正科各一员;各州,医学典科各一员;各县,医学训科各一员”。平时,他们的职责就是救治“贫病”的社会弱势群体。朱元璋特别下令,不得因无钱而拒绝治疗病人,惠民药局甚至经常免费赠药。遇到灾祸时,惠民药局则负责救治灾民、施药送药以及掩埋尸体等。

惠民药局自洪武年间开始,直到万历年间仍然运行正常。万历十五年(1587年),惠民药局在处理北京地区发生的瘟疫中,发挥出了极大的作用。万历皇帝命太医院派人联合惠民药局共医治病人109590人,舍药折银14618.5斤。正是因为两大灾难救治体系的建立,才使得明朝虽然多灾多难但仍屹立了277年。

洪武元年(1365年),他刚一登基就在八月诏令天下:“凡水旱之处,不拘时限,可随时申报。”

在北宋淳化二年(991年)正月以前,官员向上级上报灾害发生的时间是没有任何规定的。上报灾情全看地方官员的心情以及勤勉程度。正月以后,北宋政府规定:凡荆湖、江淮、二浙、四川、岭南百姓向官府报告水旱灾害,夏灾四月三十日,秋灾八月三十日为最后期限。

报灾之后,政府就要检查灾害情况,称为勘灾。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对勘灾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规范,主要包括“被灾人户姓名、田地顷亩、该征税粮,数目造册缴报本部立案,开写灾伤缘由”,开了规范勘灾之先河。

勘灾最重要的工作是确立灾害等级,朱元璋将其分为:重灾和轻灾两个等级六种程度,即十分、九分、八分为重灾,七分、六分、五分为轻灾。

对于受灾后灾民的情况,朱元璋将其分为三等:极贫、次贫、稍贫。具体来说,“不能举火者,谓之赤贫;稍能自食而蓄积不多及生齿繁盛者,谓之次贫;赤贫者(赈济)以斗计,次贫者以升计。”

最后是救灾,其一般程序是:百姓报灾之后地方官员进行勘灾,灾害情况逐级上报给户部,户部派官员前往灾害发生地进行核实。勘灾人员回来后向户部进行汇报,由户部主持廷议。在阁臣、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等朝廷要员商议后,拟出具体处理办法交由皇帝审批。其赈灾的主要方式是:极贫给粮(赈粮)、次贫给钱或减税(赈钱)、赈贷(给钱买粮种或给粮种,来年还之)。通用的赈灾方式如下表:

赈济方式 具体操作

赈粜 粮价上涨时,以平价或低于市价的方式向受灾者卖粮。

赈给 将物品无偿发送给灾民。

赈贷 将粮种借贷给受灾人并设定利息,来年连本付息偿还。

这时,朱元璋所建立的四大仓制度就显示出了作用。正如徐光启在《农政全书》卷四十五“备荒考下”中所说:“洪武初,令天下县份,各立预备四仓,官为乘谷收贮,以备赈济,就责本地年高笃实人民管理。盖次灾则赈粜,其费小;极灾则赈济,其费大。”

四大仓在赈济方式上有所不同,预备仓用于赈粜、赈给、赈贷,常平仓只用于赈粜,义仓用于赈给,社仓用于赈贷。

在救灾过程中,免不了有官员贪赃枉法,上面小故事中的刘牧就是典型的一位。官员贪赃枉法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小灾报无灾;大灾报小灾;二是小灾报大灾;三是畏惧路途艰险,不作为或乱作为。刘牧就属于第二种。

小灾报大灾是为了多要中央政府下拨的救灾物资。

第一种情况其实更可恨。每年地方政府要向中央政府上缴各种财政收入,救灾的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要出资,因此,地方上缴财政就会减少,当年的业绩考核成绩就会下降,对升迁就会有影响。为此,一些地方官不顾百姓死活隐瞒灾情。典型案例就是永乐九年(1411年)广东雷州府“飓风暴雨,遂溪、海康二县坏庐舍千百余间,田禾八百余顷,民溺死一千六百余人,府县匿不以闻”。

第三种情况的典型案例,是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山东宁阳县发生水灾,前后两位勘灾人员皆因为怕危险劳累,而没有进行实地考察,只听地方官员一面之词,便上奏朝廷“灾不甚,民妄诉”。其后,宁阳县百姓上京告状,朱元璋这才知道了实情,原来此次受灾人户共有一千七百多户,而地方官上报的不足十分之一。为此,朱元璋将地方官员和负责勘灾的两人皆处以极刑。

洪武十八年(1385年)河南发生灾害,朝廷派遣的赈灾官员和地方官员合谋侵吞了大笔资金:布政使杨贵得七百贯,参政张宣得四千贯,王达得八百贯,按察司知事谢毅、张岩和开封府同知耿士能各得五百贯,典吏王敏、布政司令史张英得、襄城县主簿杜云升和钧州判官弘彬各得一千五百贯,郑州知州康伯泰得一千一百贯,原武原丞柴琳得二百贯。更有甚者,把沙石掺入粮食中,将多出来的粮食进行倒卖。

为此,朱元璋勃然大怒。他发现一起处置一起,杀一个不行,那就杀十个。据不完全统计,仅《洪武御制全书》所载的,在勘灾中因受贿、贪赃而被处罚的官员人数就达97人。

其后,又在法律上作了严格规定:地方官将饥民人口数合计之后,按照受灾情况确定钱粮数,把每户家庭受助情况写在纸上,贴在门上、墙上。如果有冒领、少领的情况发生,乡民可以进行举报。

因为,每家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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